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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1897年，梁啟超在《論譯書》中說：處今日之天下，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。自鴉片戰(zhàn)爭，翻譯從非主流的雜學轉變?yōu)榫哂休^高學術、政治目的的行為。由此，從西方先進知識開始，各種有別于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西方宗教、哲學、政治制度，乃至于文學著作，經一批民國

1897年，梁啟超在《論譯書》中說：“處今日之天下，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。”

自鴉片戰(zhàn)爭，翻譯從非主流的“雜學”轉變?yōu)榫哂休^高學術、政治目的的行為。由此，從西方先進知識開始，各種有別于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西方宗教、哲學、政治制度，乃至于文學著作，經一批民國翻譯家之手，陸續(xù)進入中國，以開拓民智。

中國近現(xiàn)代翻譯界，經歷了從“善譯”，到“信、達、雅”，再到“寧信而不順”等種種理論上的進化和爭議。在此種學術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民國翻譯家，多數(shù)已經謝世，那個以“強國”為翻譯宗旨的時代漸行漸遠。

我們越來越懷念翻譯前輩以及他們翻譯的書。前輩們已經將許多世界名著譯出，供我輩分享。他們往往學貫中西、才氣縱橫，以一種魔術般的“通感”，完成文學翻譯這一項“不可能的任務”，同時又隱匿于文字幕后，為作者作嫁衣，為讀者開路，有著成人之美的君子風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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